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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家英:从反思中走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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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气:-发表时间:2018-10-24 17:00【

何家英

何家英:从反思中走来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以展示苦难与创伤为主的“伤痕文学”占据了文坛主导地位,随后,伴随拨乱反正,审视历史、思考未来的“反思文学”应运而生。抹去灰暗的调子,转向明朗的精神,美术与文学不可避免的在时代的驱动下,形成了共同的反思之路。

何家英作品《藏族少女》

何家英作品《藏族少女》

自解放后,中国人物画一直以写实为主,特别“文革”时期,无论内容还是形式,都在以写实主义来表现“火热的革命生活”。“文革”后,大量西方现代绘画思潮涌入,对人们的视野形成巨大冲击。人们看腻了八股式的构图,开始厌倦高大全、假大空、红光亮的写实绘画语言。就这样,终结文革创作模式成为主流意识。美术界的大反思,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。

倡导中西绘画语言的自然交融用中国画手法表达西方画的深刻

中国绘画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?

“有头脑的艺术家都在反思,没有头脑的还在走老路,还有会一招鲜的画商品画,但总体感觉上,更加讲究艺术思考的一些美术家,都开始追求西方的现代思潮。”那个时代的记忆,何家英历历在目。

在“变”成为当时美术界一个标志性的词语后,追求西方的现代思潮又成为新的时尚和标志。而此间,何家英的创作思想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冲击。

1980年,从天津美院毕业的何家英,去葛洲坝体验生活。在那里,热情爽朗、梳着两个大辫子、穿着朴素工作服的电焊女工,让他看到了非常的气质和美感,随后,何家英以她们为原型,创作了写意画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。

正是这幅作品,让何家英获得了天津第二届青年美展一等奖、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,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奖,那一年,他23岁。然而,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的同学张明骥看过画后,却给了何家英当头一棒,“你那不是艺术,只是一种姿态。没有思想,没有境界”。

什么是艺术?这引起了何家英的思考,他翻阅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书籍,只为寻找艺术的真谛。“同学的话,对我是一个警觉,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还是文革创作模式的一个继续,画的只是人物之间的一种欢乐氛围,是一种不够深刻的。”

伤痕文学流行的年代,何家英的创作思想深受影响,他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进行更深刻地挖掘,早在创作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时,他就期待着能够画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姑娘,但苦于没有寻到好的形象和表现形式。后来,他去山西临汾吉县写生,创作了《牲口集市》,还是大写意的手法,只是比较注意虚的处理,可他依然不满意,因为觉得内容比较空洞。

1981年,何家英创作的《街道主任》无疑成为他艺术的分水岭,这是他的第一张工笔画形象,也是他第一次使用绢本作画。

丰满的体态、世故的眼神、叼着烟卷的傲慢与奸滑,人物的内在通过何家英的刻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,他一反常态,借鉴了唐代人物的丰满形象,这与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安格尔饱满而有张力、弧线外涨的造型观念同样极其相似。很显然,他在尝试将中西两种绘画语言自然地表达在一起,并试图将它们带向现代层面。

在一片“反传统”的叫嚣中,何家英表现的异常冷静,他研究以顾恺之、张萱、周昉和李公麟为代表的中国晋唐人物画传统,到山西永乐宫和甘肃敦煌去考察和临摹古代壁画。他发现,中国早期绘画和西方绘画几乎是一致的,只是因为后来文化的差异、材料的使用,才会导致分道扬镳。“中国画,是一种诗意的诗性思想,讲究意境,很概括。而西方人追求科学,因此把表象非常有质感的东西画得细致入微,非常准确,其实,这对中国画的人物形象刻画提供了很好的经验。”所以,在有人公开鼓吹要在中国美术界传播“全盘西化”的思潮中,他没有“一概而论”的反对,而是表明他对提香、拉斐尔、库贝尔、马奈等西方画家的喜爱。

何家英要走的是一条中正之路,是要找到中西方绘画语言的共通原理与根本规律,使两者融合成为一种浑然天成的自然状态,所以,他不断在实践中尝试用中国画的手法,画出西方画的深刻。

能把对立统一起来,这是高明之处,也展露了一个人性格中的包容性。面对绘画风格、性格、做事方法都不同的人,他从不争辩,遇到批评声音,他还专门回帖表达感谢,“人最怕自以为是,尽管有点成就,别人抬爱你,但人都有缺点。善意的批评,我愿意接受。”

在那个厌倦写实,一味追逐西方绘画思潮的时代,何家英依然坚定着现代写实绘画的创作之路,他认为,中国绘画的写实还停留在概念写实上,不真切、不深刻,即便古代的中国画强调本质意义上的真实,但形象千篇一律,基本忽视人的价值问题仍然突出,而非西方人强调对表象的真实描绘和对内心的深入刻画,所以,在他看来,写实之路完全可以继续走下去,只是比较艰难,更见功力。

《街道主任》显然成为与当时的时尚和审美格格不入的“异类”作品,但这是何家英小时候最熟悉的形象,一个最基层的领导干部,做着服务工作,有点权势,又会张罗,有时还会欺负人,他在作品的刻画中,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,这也是中国画走向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萌芽之作。

《街道主任》不仅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工笔画真实和独立的一道分水岭,也是何家英从写意画转向工笔画的分水岭。

其实,早在天津美院学习之时,何家英便已显示出其在工笔画上的潜力。大学一年级时,他临摹的《簪花仕女图》,今天看来依然毫无幼稚之气,足见20岁的他在工笔画上的天赋。

《街道主任》发表后,何家英参加了汪国风创办的美术专业创作研究班,创作班首先排除文革“假大空”的创作模式和苏联文学性过强的情节性绘画干扰,力求寻找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,并解决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。

随后,何家英随团队来到河北易县狼牙山画猫村体验生活,“我们更加强调在普通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形象,主张用脚和心体验生活”。他住在村民家里,和他们同吃同住,一起种田摘柿。农村条件艰苦,他还曾招至一身虱子。一个人的时候,他也会感到孤独,但那正是感受境界的最好状态。 “那是真正为创作而去,为素材而写生。”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,他创作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作品《山地》和《十九秋》。

《山地》的出现,是何家英“衡中西以相融”的新美学思想的成熟,他突破传统工笔人物画勾线后填色的模式,采用内外皆染的方法,将一个中国农民弯腰劳作的形象,大胆置入西方油画的古典色调中,并借鉴中国壁画的写意手法,将人、石头、土地、工具融为一体,实现了构思上的自我突破。不仅如此,这幅作品,改变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边缘地位,也是何家英将欧洲古典主义和中国唐宋时期的绘画风格搭建在一起,开创的新时期工笔人物画新面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最值得关注的是,这个看不到面部表情,却突显坚韧脊梁的绘画意象,饱含了一种对命运深深的关切。以前,他的绘画,总是想着要跟现实的题材去扣题,他一直期待有所超越,做一些更永恒的东西,而这个农民的脊梁,代表了整个中国农民的一种生存状态,成为最鲜明、最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。

1988年,何家英创作的以校园生活感受为题材的《酸葡萄》获得了金叉大奖。散点布局的形式,有别于文革遗留的围拢式构图,且人物刻画充满诗意,这幅作品的出现,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工笔画的新希望。

可以说,整个80年代,是何家英创作历程最具代表性的时代,也是他深入农村写实最多的时期,也正是这个时期,让他对中国工笔画的未来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,他说,作为一名中国人,就是要在中国文化上有所建树,这才是你艺术最大的价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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